《读凄美的爱情故事----《倾城之恋》（读书活动）》可能是您在寻找幼儿园教师读后感过程中需要的内容，欢迎参考阅读！
初次读这部小说是在十年前，那时因为时间紧张，没有工夫去细读，只是大体知道里面的故事情节罢了。这次重读小说，才发觉里面所蕴涵的人情事故、深思哲理不是为我所能浅尝辄止的，慨叹以前读书只不过是囫囵吞枣罢了。这次重读此书，不禁被张爱玲的语言魅力所折服。她用那女性所特有的锐利的语言深刻剖析了旧时代封建家庭的没落与顽固，用富含同情而又倔强的笔调深层描写了男女主人公在那个社会大环境下的磨难、失意与反抗。从她的言语思维和对外界的内在领悟和外在表现来看，她是一个彻彻底底的女人，一个不妥协的女人，勇敢的骑士。
张爱玲写这部小说时，正值解放前期，那时的上海处在大变革、大动荡时期。她身居上海，感受着上海的纸醉金迷和颓废腐朽的气味；凝望着没落的封建旧家族用它污秽锋利的魔爪勒紧年轻一代人的咽喉；倾听着来自年青一代发出的对家长制扼杀人性的声嘶力竭的呐喊与哭嚎。于是，她拿起尖如利刃的笔，刻写对封建家长制的嘲弄与不满，试图用她的刀笔刺穿封建就势力的掌心，解救新一代人于多元冲击与压制的夹缝中。从故事的结局来看，男女主人公冲破种种阻碍，历尽艰难险阻，最终圆满的结合在一起，但是他们似乎还看不到真正解救他们的到底是什么。他们不清楚真正起决定作用的是当时的社会大环境，而是归因于局部的香港的陷落。像他们这样有圆满的收场，也只是传奇罢了，张爱玲如是说。可见，张爱玲是一个完满的理想主义者。她渴望光明与天日，真切地希望年轻人能够从她乌托邦的理想信念里得到一线希望与启迪。
故事的开头，以白公馆的老钟比上海的钟慢一个小时起幕。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正如张爱玲所说，他们唱歌唱走了板，跟不上生命的胡琴。胡琴的故事诉说苍凉的悲情往事，而白公馆里的胡琴咿咿呀呀地拉过来拉过去，预示封建旧势力的最后一丝气息，它居然试图保存将尽的气数，为自己的统治做最后一次挣扎。但是在白公馆里忽忽悠悠过一天，世上已经过了一千年；在这里过上一千年，也同一天差不多，因为每天都是一样的沉寂与单调。在这里，人是富有的，青春也是不稀罕的，因为他们有的是喘息与安逸，一代代的人被生出来，又一年一年的被磨钝了，直到下一代又生出来，这一代便被吸到朱红洒金的辉煌的背景里去。
在这个龌龊的环境中，白流苏煎熬了八年，她再也不能忍受这种屈辱与践踏了，她要给他们一点颜色看看。因为她深信，一个女人，再好些，得不着异性的爱，也就得不到同性的尊重，女人们就是这一点贱。于是她顶者巨大的家庭压力出去交际，遇到了与自己同病相连的苏柳原。他们看够了四周的行尸走肉，阅尽了世间的世态炎凉，但是他们是混在里面长大的，他们分不清哪一部分是他们，哪一部分是自己，直到两人真正的了解对方，彼此怜惜对方，才从封建的泥淖中解放出来。
在他们交往之初，受到压力最大的是流苏，她是拿自己的命运做赌注。如果她输了，她声名扫地，整个家族没有她一寸的立身之地，如果她赢了，她可以得到众人虎视耽耽的目的物范柳原，出净她胸中的一口恶气。然而范柳原却总是设计一层层的圈套考验流苏，最终流苏不得不屈服。固然，女人是喜欢被屈服的，但是那只限于某种范围内。如果她是纯粹为范柳原的风仪与魅力所征服，那又是一说了。可是，内中还掺杂着家庭的压力，这是最痛苦的成分。所以，流苏是被逼无奈的。在他们的恋爱过程中，作者精设各种微妙的环境，制造缠绵的情调。如在夜晚那郁郁的丛林中，四周开满了火红火红的野火花，它们红得不能再红了，红得不可收拾，甚至把紫蓝的天空也给熏红了，以及他们站在那极高极粗糙的灰砖砌成的高墙下，说着地老天荒的情话，这些都预示着他们爱情的结局。从这里我们也可以了解到，张爱玲是感性的，浪漫的，她从不对未来失去希望，而是憧憬着她单纯可爱的梦想。
流苏是个安于宁静与寂寞的人，她早就受够了白公馆的生活，她自己住在公寓里，也不感到孤独与无助。直到战争爆发后，她才感到从未有过的恐慌，数不表的罗愁绮恨如一层浓雾笼罩在空洞洞的公寓里，她需要柳原，而柳原也需要她。就在兵荒马乱的年代，就在个人主义者无处容身的年代，这对自私又平凡的男女又重新走到了一起。这种结局是张爱玲的精心设计，因为在那个年代夫离妻别是再普通不过的了，而团聚又是多么的奢侈。作者在著述的同时，也表达了自己对真挚爱情的渴求与向往。
综观她的一生，张爱玲是波折的，悲惨的，她把一生的爱献给了丈夫胡兰成，却一次次忍受着丈夫的背叛与抛弃，她的一生充满了悲剧色彩。而她却依旧独标孤高，在语言、处世和穿着方面我行我素。在她的笔下，女主人公多半是势利、自私和斤斤计较的，但是那是她悲惨命运的真实写照，她用她的笔撰写她的一生，《传奇》无疑是她的自传，我们不禁对这为凄苦的女人深表敬意与同情。
读完这部小说，我仿佛回到了四十年代的上海白公馆，听着那咿咿呀呀的胡琴百无聊赖地拉着，在万盏灯火的夜晚，说不完凄苦的人生，道不尽苍凉的故事。张爱玲独走在昏黄的街道上，她渐去渐远的身影一直消失在陋巷街尾，走进四十年代飘摇的上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