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的人文性精神及经验是个体精神成长的根基与渊源（1）》可能是您在寻找培养幼儿良好行为习惯过程中需要的内容，欢迎参考阅读！
葡萄牙的安德拉德（Eugénio de Andrade，1923－ ）则更是以一个诗人所特有的浪漫和灵觉，称“童年是持续人的一生”的童年，童年生活是给一个人的终生的馈赠。他童年记忆中的乡村生活，那明媚的阳光、带着芳香的泥土、淳朴而简单的民风，都成为他成年创作的源泉和主题。童年成为他诗作中所发出的持久的回声。安德拉德以诗的形式诠释了“剩余的童年是诗的萌芽”，不仅表达他对于自己的童年——他自己的这一终生财富的永恒眷恋，也个性化地呈现了一个人的童年精神与生活对于他成人以后持续而深远的影响。安德拉德自己就说过：“我的根在童年时就深入于最基本的世界，从那时起我保持着对简单明亮事物的热爱，这是我的诗歌致力于反映的；我也热爱白色的石灰，它一直搅拌着我的精神；我还热爱蝼蛄刺耳的歌声，热爱口语，这种赤裸的语言，没有华丽的词藻，它表现出灵魂和身体的第一需要的沟通；从童年那里我还学会对奢华的蔑视，奢华是多种形式的堕落”。童年时的形象成为诗人所认识到的最初的世界形象，这些形象扎根于诗人未来的生活，使他没有丧失追求梦想。[1]坦白的讲，对于从事文艺创造的成人而言，作为人生之根茎的童年或许更有其特殊的蕴涵和意义。这一点，我们似乎也更可轻易地觉察到。关于作家的创作，文艺理论评论家童庆炳曾有过这样一段阐述：“一般地说，作家面对生活时的感知方式、情感态度、想象能力、审美倾向和艺术追求等，在很大程度上都受制于他的先在意向结构。对作家而言，所谓先在意向结构，就是他创作前的意向性准备，也可理解为他写作的心理定势。根据心理学的研究，人的先在意向结构从儿童时期就开始建立。整个童年的经验是其先在意向结构的奠基物。就作家而言，他的童年的种种遭遇，他自己无法选择的出生环境，包括他的家庭，他的父母，以及其后他的必然和偶然的不幸、痛苦、幸福、欢乐，他的缺失，他的丰溢，他的创伤，他的幸运，社会的、时代的、民族的、地域的、自然的条件对他的幼小生命的折射，这一切以整合的方式，在作家的心灵里，形成了最初的却又是最深刻的先在意向结构的核心。”[2] 这里所谓“先在意向结构”乃是一切文艺创造的精神前提和准备，而“童年”的经验和遭遇之所以成为了这种“结构”的核心，其背后蕴含的逻辑便是童年精神与成人阶段的文艺活动在文化性和人文性上的内在一致和延续。童年经验的确会影响到一个人未来的人生方向、人生道路。刘晓东在论及儿童哲学发问的重要性时，说过：“任何早期的哲学性质的冲动往往会影响人的一生的世界观和人生道路的选择。”[3]为证实这一点，他曾以波普尔的回忆为例进行说明。
哲学家卡尔-波普尔说他自己在8岁时碰到了一个“真正的哲学问题”。他说：“不知怎么我听说起太阳系和空间（当然是牛顿空间）的无限性，我为之感到烦恼。因为我既无法想象空间是有限的，（如果是有限的，那它外面是什么呢？）又无法想象它是无限的。父亲让我请教一位叔父，说他很善于解释这些问题。这位叔父告诉我，对一个不断延续下的数列是否感到难以理解。我说没有困难，然后，他让我想象有一大堆砖块，加上一块砖，再加上一块砖，如此不断，没有完结；这堆砖永远填不满宇宙空间。我有点勉强同意这一个很有助益的答案，虽然我对它并不心悦诚服。当然，我无法系统表述自己依然感到一种疑惑：这是潜在的无限性与现实的无限性之间的差异，而且要把现实的无限性归结为潜在的无限性是办不到的。……我没有想到，令我烦恼的问题竟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相反，我认为，这个问题像我叔父那样有知识的大人一定是懂得，而我也许太无知，也许是年纪太小，也许是太愚笨，所以，才不能完全理解它。”[4]
波普尔还提到，他在十二三岁的时候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但当时的他“从不认为这些问题是长期未获得解决的问题；更想不到会是新问题。”[5]成年以后的波普尔否定了自己当时认为自己“无知”的这些想法。可以想到，他在早年的好奇所触及到的问题曾经引起了他怎样的困惑。虽然，我们不能想当然地把波普尔后来成为一个哲学家的原因，完全地就归结为他儿童时期的哲学困惑。但可以肯定，这种哲学困惑是一种童年人文智慧的显现，这种哲学困惑对于波普尔日后走向他的哲学人生是发挥着重要作用的，这种人文智慧就是吸引着他走向哲学人生的精神性的线索或铺垫。这也是为什么他在成年以后仍会念念不忘的原因。在成人的精神世界里，理性、逻辑的力量占据着主导。正是在这个广泛的意义上，我们说成人精神是科学性的精神。所以，童年的人文性精神之于成人阶段的影响，绝不仅仅局限于成人世界里的人文性精神因素是儿童精神延续的结果，更重要的是，成人精神世界中客观化的科学性精神也是在童年时期孕育而生。
在人类进化的历史视野中，个体精神的成长辩证地一致于人类文化发展的历史，如同以技术理性为主导的近现代科学文化脱胎于以往以人文文化为主导的历史，作为在个体成人精神世界中占据支配性地位的科学性精神也就是脱胎于儿童人文性的精神。所以，那些曾经为人类文化作出过杰出贡献的人们，不仅仅有人文领域里的，也有科学领域里的，他们在回顾自己童年时同样会都满怀深情。如果说，在撰写着自己的童年回忆录时，人文行当里的人士，特别是一些作家或文学家，更多地是在抒发一种人文性的文化情怀，那么，有许多的科学家就是把自己的人文童年作为他科学生涯的一首序曲来缅怀。因为，他会深切感受到已经成人后的科学人生就是孕育和诞生于人文性的儿童时代之中。当然，这样说或许未必准确，因为无论是科学家，还是人文人士，都是拥有完整的人格的。但是，事实上的确是有很多的科学家，在回忆自己的童年时，都在表达着这样的感受：那已经遥远的童年是打开通往科学的第一扇门,甚至可以说，那成人的科学世界里从来就没有离开过童年。
爱因斯坦67岁的时候，还对于他童年时的一件事情仍念念不忘。他在其《自述》中写到：“当我还是一个四五岁的小孩，……父亲给我看一个罗盘……这只指南针以如此确定的方式行动，根本不符合那些在无意识的概念世界中能找到位置的事物的本性的……我现在还记得，至少相信我还记得，这种经验给我一个深刻而持久的印象。我想一定有什么东西深深的隐藏在事情的后面。”[6]爱因斯坦的这个童年困惑，很容易让人想起亚里斯多德的一个记载：“泰利士（Thales）似乎把灵魂看作一种能运动的东西，似乎他确实说过，磁石能使铁移动故而磁石有灵魂。”[7]在泰利士（亦译称泰勒士）看来，磁石能使铁移动，所以磁铁有灵魂。万物的灵魂弥漫在整个世界，万物充溢着灵魂的神性。可见，作为泛灵论者，因此泰利士不会比一个四五岁的小孩更高明。可以说，童年时期的爱因斯坦所坚信的那个隐藏着的“什么东西”，被赋予某种神奇的魔力，是一种泛灵化思维的产物。对于那个罗盘的童年幻想与惊奇，让已经步入老年的爱因斯坦如此回味不已，可以想见，这其中蕴含着一种怎样的强大力量，吸引着他踏上思考和探索宇宙奥秘的科学大道。
达尔文在回忆录中，谈到自己在童年时期如何沉醉于大自然的野外生活。他爬树掏巢，捞鱼摸虾，捉蝉扑蝶，甚至挖土里的蚯蚓等，还对植物具有浓厚的兴趣。他曾写到：“显然我在这小小的年纪，就已经对植物的变异发生了兴趣！当时，我对另外一个孩子说：我有本领，用几种有色的液体去浇洒在多花水仙和报春花的植株上，把它们培育成各种不同颜色的花。这当然是天大的谎话，……”。[8]这里所说的通过浇灌来改变花的颜色的“谎话”，反映的乃是儿童时期的精神方式，即把自己的幻想或夸张与现实融为一体。童年达尔文对于自然界的浓厚兴趣及其探索，成为他后来登上贝格尔号轮进行航海考察的历史前提。
英国生物学家威哥思伏斯（Vincent Brian Wigglesworth，1899-1994）曾深深地记得他年幼时的一件事情：“我5岁时，获得了一生中最重要的科学发现，我把一只毛虫关在瓶子里，它吐丝作茧，几天后，在我仔细地惊奇地观察下竟出现了一只蝴蝶。”[9]威哥思伏斯这“一生中最重要的科学发现”，不是那作为人类生物学史上重要发现的保幼激素的发现，竟然是这5岁的“发现”，这幼时的发现该是怎样地引起了他心灵上的惊奇和震撼！威哥思伏斯的这个所谓“科学发现”，当然是广义上的科学发现，这“发现”实乃是童年人文性精神中所孕育着的科学萌动。
无独有偶，被誉为“社会生物学之父”的爱德华-威尔逊（Edward Osborne Wilson,1929-）在自传《大自然的猎人》详尽地回忆了他7岁时在海滩观察那些水栖动物的情形。有一次，他对于水母产生了强烈的好奇和兴趣，竟然蹲在那里专心凝视着这些海边浅滩中水母的形态与活动达数小时之久，那一刻他完全忘记了其他的一切。直到暮色低垂才恋恋不舍地离去。第二天一大早，他又满怀期待地跑向海滩，去追寻和观察其他的水栖动物。这一年的夏天，在自然观察中度过了他一生中重要而值得一再回忆的日子。那蕴藏着太多神奇生命的海边浅滩，成为他在童年向自然猎奇的天堂。可以说，当童年的威尔逊以他对生命自然的浓烈好奇和执著向“天堂海滩”进发时，一个非凡的生物学家的粗胚就已经初塑成形。
这样的事例真是不胜枚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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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姚风：“我用诗歌去爱”—论安德拉德[EB/OL]．
//www.chinapoesy.com/ShiCiZhiShiIndex5.html． 2004-03-05/2005-05-25
[2] 童庆炳．作家的童年经验及其对创作的影响[J]．文学评论．1993（4）．
[3] 刘晓东．儿童教育新论[M] ．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148．
[4] [英]卡尔-波普尔．波普尔思想自述[M]．赵月瑟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13．
[5] [英]卡尔-波普尔．波普尔思想自述[M]．赵月瑟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14．
[6] [德]爱因斯坦．爱因斯坦文集（第1卷）[M]．许良英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4．
[7] 苗立田．古希腊哲学[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21．
[8] [英]达尔文．达尔文回忆录[M]．毕黎译注．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2．
[9] [美]Stanley L.Weinberg．生物学：对生命本质的探讨[M]．复旦大学等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313．
